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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9章（第1页）

渐渐地他也不再去想安德烈了，那是个空洞的影子，立在灯泡前面的一张薄薄的纸，经不起细看和触碰。也许这就是牧羊人一直以来的计划，从咖啡店到「阁楼」，都是编排好的，一场事先预谋的飓风，撕碎莱纳的生活，用碎片来玩间谍游戏。他想念汉斯，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地消失？搬家的时候莱纳扔掉了哥哥的衣服和各种零碎物件，只带走了汉斯送的自行车。怎样证明汉斯存在过？母亲呢？莱纳·沃格尔存在吗？

门外传来细微的响动。莱纳僵住了，提心吊胆地等着粗暴的捶门声。并没有，有人低声说话，可能是邻居，讨论他是不是死在里面。又一阵窸窣，金属碰撞的叮当声，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，在巴掌大的起居室停留了一会，向卧室走来，皮鞋敲击地板。莱纳往后退缩，背紧靠着床头柜。他的一半大脑在催促他找武器，另一半觉得无所谓，就让最坏的事情发生算了。在脑海深处，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幻想浮了出来，也许这是安德烈，像之前那样从伦敦回来了。

窗帘被拉开了，哗啦一声。阳光猛烈，竟然是中午。莱纳眯起眼睛，不速之客把钥匙塞进裤袋里，蹲下来看着他，轻轻吹了声口哨。这人戴着一顶贝雷帽，几绺头发从耳边冒出来，给人一种猫头鹰的印象。莱纳上一次见到这个人，是在玻璃工艺品店的地下室里。

「你好，小东西。」科里亚说，「你看起来可不太好，不是吗？」

第二十二章

柏林围墙拆除之后第二年，我去拜访莱纳当年的公寓，更准确来说，是在楼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阳台和窗户，手里拿着地图，假装是在找路，看了几分钟就走了，免得哪个过分谨慎的邻居报警。阳台上放了两张可爱的白色小木椅，一左一右把圆形咖啡桌夹在中间。卧室窗户挂着斑马纹窗帘，窗台上有一整排养在矿泉水瓶里的植物。我想像一对年轻情侣住在里面，一个起居室，一个卧室，足够容纳他们的生活。出于突如其来的鲁莽和好奇，我折返公寓楼下，门是开着的，早就没有门房了，连门房的住处都租了出去，对着走廊的窗户已经用砖块砌上。我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会，像个不知所措的客人，确认没有人会跳出来指责我行为可疑，这才走上楼去。

那是个工作日的中午，星期二，也可能是星期三。我敲了敲门，做好了无人应答的打算。很快有人开了门，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男人，牛仔裤口袋里塞着一部随身听，他可能本来就在等什么人，脸上挂着笑容，一看见我，笑容就消失了，变成装饰着礼貌的警惕。他摘下耳机，问我想干什么。

「我找比德曼先生。」我随口编了一个名字。

「这里没人叫比德曼。」

在他背后，我能看见起居室。当然翻修过了，换了地板，贴上了柔和的淡橄榄色墙纸。靠墙放着布面沙发，旁边的小矮柜上摆着电话，还有一个相框，照片里一对搂抱着的男女对着镜头大笑。果然住着一对情人。天花板也重新油漆过了，一盏球形吊灯像巨大的乳白色虫蛹一样垂挂下来。戴耳机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，虚掩上门，阻止我继续窥视。「听着，要是你不确定地址，回去查清楚再来，嗯？我不记得这栋楼里有谁叫比德曼。」

「抱歉。」

「不要紧。」

门关上了，上锁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异常响亮。我还在想那个起居室，在我的脑海里，莱纳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，雾蒙蒙的一层，一个剪切下来的幽灵，以拙劣的手法叠加在起居室的图像上。这对情侣一起吃早餐的地方，莱纳曾经站着读报纸。被自行车车轮反覆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迹的墙角，现在放着吉他。厨房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窃听器，像死掉的甲虫一样被遗忘在墙缝里。科里亚的靴子同时踏过新的和旧的地板，在想像中，我看着他把莱纳从卧室里拎出来，拖过尚未存在的长毛绒地毯，让他坐在此刻新租客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。

如果科里亚想来问安德烈的事，那就是浪费时间了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莱纳这么告诉科里亚，说得飞快，就像他已经复述这句话很多次一样。

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。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，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。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，科里亚不像「赫尔曼先生」，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，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，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：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，那就当克格勃的「渡鸦」。

又是黑话。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，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，被强行借用过去，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。他低着头，看着自己的脚，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，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，木无表情。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，开始解释什么叫「渡鸦」，这是性诱饵的代号。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，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「燕子」都不感兴趣，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。

相对于女性「燕子」，男性「渡鸦」不太常见，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，那一次也不例外。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训练的「渡鸦」，他们一旦被捕，克格勃很难摆脱关系，换作其他时候，克格勃也许不介意让人知道，甚至会故意炫耀，但在1956年，隧道事件过后不久，他们不太乐意时隔几个月又制造一场外交危机。莱纳是一份可以随意牺牲的资产，如果一切顺利，那就一切顺利。一旦有什么出错了，克格勃可以轻松把他扔掉，没有什么损失。也许安德烈一开始看上的也是这一点。

「收拾一下你自己。」科里亚说，这个建议从他嘴里说出来，让人不太舒服，「你看起来像只死了两个星期的老鼠。我给你十五分钟，我们有很多准备要做。」

住在一楼的门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莱纳被押上汽车，也许马上打电话给斯塔西报告了这件事，说不定也打给中情局，那时候几乎每个柏林线人都同时服务两个以上的主顾。科里亚没有蒙上莱纳的眼睛，目的地并不是什么秘密，那是家酒馆，还没到营业时间，大门紧闭，门上方安装着巨大的霓虹灯管，因为是中午，都没有亮起。「金色鹈鹕」，熄灭的灯管拼出这几个单词，一只金属鹈鹕衔着鱼，站在首字母旁边。科里亚带着莱纳从侧门进去，司机没有下来，车门刚关上就把车开走了。

这并不真的是个交易，现在想来，只不过是用一头豺狼换了另一头豺狼。这是莱纳第一次去「金色鹈鹕」，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。常客们对他没什么印象，记得莱纳的零星几个人，一致认为他「很安静」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之处。也许他觉得无助，也许觉得愤怒，又或者什么都不觉得。不过，像他这样一头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小羊，再次有人把项圈套到脖子上，也可能是一种解脱。

——

安德烈并不十分热衷去酒吧，搬到德文郡超过一个月了，一次都没有去过。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气沉沉的寄宿中学里找到一份教德语的工作，一周上课四天，周一和周三高年级，周二和周四低年级，周末还要监督一大群十四岁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里踢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