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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第 7 章（第2页）

所以，他越是急于排除那个“最危险的时间段”，就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大的破绽。

这破绽不足以成为一个直接证据，却足以成为一个重大疑点。

手机嗡鸣震响，行动组长看了一眼，把屏幕转向对方，出示了特调部刚刚签发的电子拘捕令：“陈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

看着经理被押上巡逻车，行动组长稍稍舒了口气。薛夜明制定的心理战术成功了。

“辛苦了。”行动组长对着耳机说，“结案报告里，我一定给你请功。”

经理被带回了特调部。一番突击审讯之下，他承认了自己有作案动机。

但在见到律师之后，经理恢复了冷静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。

他很清楚，检方手中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能够指控他蓄意谋杀。基于这样的状况，他想打无罪辩护，让自己彻底脱罪。

不过他的律师说了一句话，让他放弃了这个打算——“薛夜明案打的就是无罪辩护。”

薛夜明案带给司法界最大的启示便是，在心证时代，“无罪辩护”很可能会成为一条死路。

作无罪辩护，最重要的是排除所有不利于自己的证据。然而心证时代最大的特点，恰恰是“轻证据、重感觉”。一个人要怎么做，才能排除他人的感觉？

而且，既然凭感觉就可以给他人定罪，那么所有能发表意见的人，都有资格当陪审员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心证时代，陪审员的数量是无限的。一个人要怎么做，才能让无限多的人都相信自己无罪？

薛夜明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虽然开庭时陪审员的数量是有限的，但事实上，他的案子是“全民陪审”。早在终审之前，就有无数人通过网络和媒体对他作出了有罪的判定，而这无疑影响了最终的判决结果。

经理听从了律师的建议，同意签署认罪协议书，以换取从轻处罚。但他只承认，自己“使用精神能力对他人施加了不当影响”，其它的一概否认。

结案当天，安管局和特调部召开了联合新闻发布会，安抚市民情绪。发言人向公众作出承诺，今后一定会加强对精神能力者的监管力度，防范此类案件再次发生，同时也提醒广大民众，注重心理安全，学会用正确方法及时疏导不良情绪，提高自身的“心理免疫力”，以免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。

侦查科办公室里，胖头一边整理文件，一边问周围的同事：“你们说，这案子会判多久？能判终身监禁吗？”

星际联邦废除了死刑，最高刑期就是终身监禁。

“终身？别想啦。”科长冷嗤一声，“他这种情况，顶多被判个‘使用精神能力侵害他人心理安全’，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。”

胖头难以置信，“两条人命啊！最多就判五年？”

科长看他一眼，“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他签了认罪协议，连庭审都避开了。除非你能拿出铁证，但是可能吗？精神能力犯罪，根本就不存在‘铁证’这种东西。”

胖头不说话了。

精神能力犯罪的量刑标准，至今仍是司法体系中的混沌地带，因为“取证”是一座几乎不可逾越的大山。除了薛夜明案那样轰动全社会的特大案件之外，绝大多数精神能力犯罪者只要主动认罪，一般都会获得从轻处罚。

对此，很多治安官气愤难平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这般自我安慰：处罚再轻，也总比犯罪者逍遥法外要好。

胖头还在自言自语地嘀咕：“精神能力犯罪不是‘重口供轻证据’吗，咱们明明守着一个a级精神能力者，要是让他去审讯，还愁拿不到口供？”

“哎！”科长一指胖头，眼神警告，“这话你在办公室里说说，我就当没听见。出了这个门，你给我把嘴闭紧一点，除非你不想干了。”

胖头立刻乖乖闭嘴，用手在嘴上比划了一个拉上拉链的动作。

治安官工作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：精神能力仅能被用于现场侦查与追踪嫌疑人，严禁用于审讯过程。

原因显而易见：假如精神能力被用于审讯，谁也不能确定，嫌疑人作出的供述究竟是出于个人意志，还是被精神能力操纵的结果。

无法保证程序的正义，也就无法保证结果的正义。

道理大家都懂，可在情感上，许多人都抱持着与胖头相同的想法：要是能用精神能力让嫌疑人认罪，甚至直接用精神能力去制裁犯罪者，那就好了。

只是这样的想法被谨慎地隐藏着，没有哪个治安官会在公开场合说出来。